从APEC到FTAAP：亚太经济一体化如何跨越“规则鸿沟”？| 聚焦亚太媒体高端论坛

项昊宇，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的特聘研究员分析称，中国以APEC东道国身份再次强调亚太共同体愿景，释放了清晰的战略意图：亚太地区大多数成员国倾向于捍卫一个开放、多元且互利共荣的地区格局，并主张借助制度化的协作框架来处理矛盾、分享成长红利，而非陷入你输我赢的竞争逻辑。

近期，围绕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中国年"的一系列关联活动相继展开。

9月5日，一场面向亚太媒体界的高层对话在深圳拉开帷幕。本届论坛聚焦"携手铺设亚太共同体繁荣通道：新闻界的共识与实践"这一主题，汇聚了全球各地的传媒掌门人、一线采编人员及学术研究者，共同探讨中国经济同世界经济的互动模式。

亚太地区拥有全球约三分之一的人口，经济体量占世界总量的六成以上，贸易份额逼近全球半数，堪称当今世界经济中最具动能的增长极。作为中国身处这一区域大家庭之中，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APEC其余成员的货物贸易总规模达到18.0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幅为21%。

正是凭借这般巨大的经济规模，亚太区域一体化拥有了极为扎实的现实土壤。不过，一个酝酿多年的构想至今未能落地——即打造涵盖亚太核心经济体的自由贸易区，也就是所谓的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

事实上，当下的亚太绝非缺少自贸安排。无论是RCEP还是CPTPP，从双边层面的自贸协定到各类区域性经贸架构，一张日益繁复的"自贸之网"已然铺展在整个亚太版图之上。

那么，在世界范围内贸易保护情绪升温、产业链加速重组、数字技术迅猛迭代的宏观环境下，作为APEC长期讨论的核心议题之一，FTAAP究竟还有多大价值？

亚太的多层级协作架构

全球贸易版图正经历一次深层次的重构，但亚太内部的经济纽带并未因此松动。

花旗集团负责日本、东北亚、澳大利亚及南亚业务的凯瑟琳·西蒙斯（Catherine Simmons）表示："在全球贸易与投资格局持续变动的当下，APEC仍然是各国企业及机构探寻前行方向的关键区域协作舞台。"

花旗研究院发布的研究数据显示，APEC成员经济体在全球GDP中的份额已由2004年的55%逐步攀升至2024年的61%。在这一进程中，美国的占比大致维持在27%左右，而中国的份额则从4.5%跃升至17%。

中国海关统计同样印证了这一趋势："十四五"五年间，中国与APEC其他成员的贸易总量累计达125.49万亿元，较"十三五"时期增长了39.4%。中国现已成为13个APEC经济体的首要贸易对象。仅今年1月至7月，双方贸易额便录得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

增长的另一面，APEC所面对的外部条件也日趋严峻。关税壁垒、逆全球化浪潮、贸易规则割裂化以及地缘紧张局势等多重因素，正对亚太自由贸易形成压力。

这种压力最先体现在微观经营端。上海欧坚网络发展集团原产地业务部的资深专家张雁卿在接受采访时谈到，目前各国在环保、劳工权益、原产地认定等方面的标准参差不齐，再加上碳边境调节税、外商投资安全审查等新形态的非关税屏障，企业面临的运营不确定性已大幅加剧。

花旗的报告亦提到，美国关税政策的摇摆不定，正在迫使企业重新审视其生产布局、投资决策和贸易通道的规划。市场对未来关税走向的判断以及关税措施本身的实施，都在驱动贸易流向和供应链布局产生显著位移，进而影响美国同APEC其他成员之间货物运输的数量与金额。

以美加双边贸易为参照，7月份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系列行政令，针对从加拿大输入的数百种特定商品征收50%的额外关税。加拿大方面迅速作出回应，宣布对超过700种美国产品施加报复性关税。受此波及，两国贸易状况进一步承压。7月加拿大对美出口下滑6.6%，自美进口微升1.8%，加方对美贸易顺差缩减超过四成，降至59亿加元。

值得关注的是，上述变动并未导致全球化的整体倒退。7月加拿大对除美国以外市场的出口反而增长了7.4%，进口增加了2.8%，对非美地区的贸易逆差由6月份的61亿加元收窄至51亿加元。

悉尼科技大学的马克·比森副教授认为，世界经济依然保持着高度的相互依赖关系，"脱钩"喊起来简单，真正执行起来却困难重重。如今的亚太已经构建起包括东盟、上海合作组织、RCEP、CPTPP在内的多层级协作体系。

张雁卿补充道，RCEP乃至更大范围的APEC机制，具备开放包容、不设门槛、兼容不同发展水平经济体的特点，这与亚太地区天然形成的供应链分工格局高度吻合，有利于推动产业链深度融合。

"就功能而言，RCEP充当着亚太自由贸易的'稳定器'角色，以统一的规则锚定贸易预期，抵御逆全球化风浪；APEC则是'培育皿'，依托更宽广的平台汇集共识、弥合规则鸿沟，为FTAAP的成型创造条件。"张雁卿如是说。

FTAAP再度受到关注

有一个不能回避的现实：多边协作机制的 proliferate 同时也引发了规则体系的离散。企业在选址新建工厂时，不仅要权衡地价、人工和物流开支，还需核算"规则适配成本"。

欧坚集团在进出口通关、原产地证书签发等业务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基于实际业务观察，张雁卿判断，当前亚太自由贸易面临三大核心难题：其一，原产地监管全面收紧，日本、韩国及东南亚多国纷纷提高审核力度，穿透式查验已成普遍做法；其二，区域内多个协定同时生效，规则碎片化显著抬高了企业的合规负担；其三，产能外迁过程中容易出现加工附加值不够的问题，难以满足实质性转变标准，从而陷入"换了工厂却享受不到优惠"的尴尬局面。

"以前走出去的企业最关心的是'能否获得关税减免'？而现在必须进一步追问：产品在何处制造？增值环节发生在哪个节点？生产工艺是否达标了对应的原产地要求？"张雁卿强调，尤其在多份自贸协定交叉适用的情形下，同一款产品所面对的原产地判定标准、认证程序及海关稽查要求往往互不相同。倘若企业未做充分预案便将部分工序迁移到新经济体，极有可能因加工深度不达标或未达到当地规定的阈值，而无法适用新产地的协定优惠待遇。

这并非意味着应当削减亚太区域间的合作，而是需要反思如何让既有合作发挥更大实效。这正是FTAAP重新被提起的现实语境。

回溯历史脉络，FTAAP并非凭空冒出的新概念。1994年在印度尼西亚茂物举行的会议上，各方提出了实现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茂物目标"，把区域一体化、基础设施联通和创新驱动确定为三大主攻方向；2014年北京会议首次描绘了亚太自贸区的蓝图；2020年，《2040年布特拉加亚愿景》获得正式通过，各成员确认将以自主自愿、协商一致的方式，持续推进区域的持久繁荣与共同演进。

2026年是APEC中国主办之年。今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全国两会记者会上阐述了中国承办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愿景。王毅表示，中国将搭建亚太共同体建设的核心支撑，统筹亚太自贸区进程的多元路径，科学规划区域互联互通方案，全力助推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三大结构性变革。在此之前，王毅在2026年APEC首届高官会的致辞中也曾强调，应凝聚各方在贸易、投资、市场监管、产供链等领域的合作合力，研究促进RCEP与CPTPP的衔接融合，拓宽亚太自贸区的建设渠道。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项昊宇分析指出，中方以APEC东道主身份重申亚太共同体目标，传递出鲜明的信号：亚太地区绝大多数国家有意维护一个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区域秩序，并倾向于通过制度化协作而非零和对抗来化解分歧、共享发展成果。

项昊宇还进一步阐释，亚太共同体建设对于推进高水平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具有重要意义，能够为亚太中长期增长提供新动能。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测算，到2030年，亚太地区预计将贡献全球经济增长量的大约60%。倘若能够在投资便利化、数字经济治理规则、绿色转型标准等前沿领域构建起高质量的区域规范体系，亚太经济体的综合竞争力将获得质的飞跃。

多机制间的协同联动

王毅外长的这番表态，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一个明确而坚定的信息：中国愿意以切实举措推动这一历史性进程，并由衷期望获得所有亚太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