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瑜：分化的社会“烦恼”
张瑜现任华创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同时也是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的参与者。
本报告属于"投石问K"系列的第六篇，重点探讨经济领域出现的分化格局所带来的社会层面后果。
1、经济层面的K型走势如何作用于人们的婚恋与生育选择——以韩国为参照。该国正规岗位与非正规岗位之间、男女就业之间的深层割裂，使得社会整体缺乏稳定感，女性承担的生育代价极为沉重，由此形成了结婚率低、出生率低、教育负担重的社会图景。
2、经济K型走势如何改变社会阶层的流动性。伴随经济演进，中等技能类岗位持续缩减，而高端技能岗位和低技能服务型岗位同步膨胀，夹心层被不断挤压，该群体向下滑落的概率增大，阶层固化趋势随之加深。
3、经济K型走势如何制约或塑造创新能力。一方面，在成熟市场中，资源与财富分配失衡会削弱教育和阶层通道，从而拖累创新进程；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分割不利于企业进行人力资本投入，同样会对创新产生压制作用。
一、经济K型走势对婚恋生育选择的作用机制
韩国实例：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割裂将婚育意愿压至历史低位。
韩国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结构具体表现为两个维度：第一，正规岗位与非正规岗位之间存在显著鸿沟，非正规就业份额高达27.5%（2025年数值），在经合组织各成员国中居于首位。这类岗位薪酬偏低、社会保险覆盖不足（参保率不足五成），从业者面临较大的生活不确定性。第二，就业领域存在明显的性别落差，女性时薪均值（21164韩元）明显逊于男性（29411韩元），且在经历生育之后，女性转入非正规岗位的比率急剧攀升，40岁以上人群中逾四成从事非正规工作（2018年数据）。
韩国劳动力市场的深度二元化催生了低结婚率、低出生率与高压教育的组合状态。Fleckenstein等人（2023）的研究表明，韩国劳动力市场根深蒂固的两极分化营造出一种"持续性不安定感"，致使大批年轻人推迟乃至彻底放弃婚恋与生育计划。到2022年，韩国粗结婚率仅为3.7‰，在经合组织国家中处于较低区间；到2024年，总和生育率跌至0.75，为该组织成员中的最低纪录。与此同时，男性"顶梁柱"的传统观念推高了工时强度，韩国年均工作时长达1833小时，排名经合组织第六位。
美国实例：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过后，美国中等技能岗位的就业机会明显萎缩，使得未获得大学学历群体的经济预期及在婚恋市场中的竞争力遭受重创，生育安排因此出现了结构性而非周期性的延后（Seltzer，2019）。
二、经济K型走势对社会阶层流动的冲击
第一，就业技能的极化拉低了阶层跃升的可能性。成熟经济体普遍呈现出就业技能两极分化的格局：中等技能类职位（涵盖制造业操作、行政文职等）不断减少，而需要高阶抽象思维的任务和需要人际互动的低端服务岗位则持续增加，就业版图呈"沙漏形"分布。技能极化进一步加速了阶层板结。Guo（2021）、Song等人（2026）、Salvatori与Manfredi（2019）等学者基于美国及经合组织数据的分析均印证了这一判断。例如，Song等人（2026）借助美国2000至2020年的劳工统计局数据发现，身处衰退行业中的劳动者实现向上跃迁的概率仅占全国全部职业流动总量的8.2%，而所在行业前景越好的人，其向上流动或留在增长型行业的概率就越大。
第二，产业的空间布局差异造成阶层流动的地域不均衡。产业分化带有鲜明的地理选择性，高新技术和先进制造高度聚集于少数大城市圈及高校周边地带，这些区域的就业结构极化程度也更为突出。中产阶层占比越稀薄的地区，阶层板结的风险也越大（Chetty等人，2014）。
第三，收入差距扩大强化阶层固化。"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是对此现象最具代表性的概括。Corak（2013）的研究证实，一个国家当期的收入不平等水平（以基尼系数衡量）越高，代际间的收入传递弹性就越强，社会流动的通道也就越窄。
三、经济K型走势对创新能力的双向作用
1、收入分化究竟抑制还是激发创新？答案因发展阶段而异
对于发展中经济体，实物资本积累仍是拉动增长的核心动力，因此收入集中有助于资源汇聚，对创新起到正向推动作用。Sarkar等人（2018）基于印度数据的研究显示，收入不均通过将土地、金融等关键要素向顶端集中，使金字塔上层群体更容易获取创业所需的资源禀赋。
对于成熟经济体，人力资本已接替实物资本成为增长的第一驱动力，不平等转而削弱大多数人的教育投入能力，变成创新增长的负向阻力。例如，Bell等人（2019）利用美国专利数据库进行分析后发现：专利申请率与父辈家庭收入之间存在强烈正相关，收入最高层级家庭的后代获得发明专利的概率是最低层级家庭的十倍有余。
2、劳动力市场两极分割对企业创新具有约束效果
这里所说的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核心指的是正规岗位与非正规岗位之间的界限。Altuzarra与Serrano（2010）利用西班牙企业层面的数据发现，临时用工比例与企业创新活跃度之间呈倒U形关联：临时工占比适度上升时，企业开展研发与创新活动的可能性有所提高；但当临时工比例越过某一阈值（如超过研究样本的平均水平），企业的创新概率反而开始回落。Daveri与Parisi（2010）、Cetrulo等人（2018）分别基于欧洲多个经济体的企业微观数据也得出了类似结论：过高的非正规就业比例妨碍员工经验的沉淀、导致人力资本积累不足，最终对创新产出形成抑制。
一、经济K型走势对婚恋生育选择的作用机制
（一）韩国实例：劳动力市场两极割裂将婚育意愿压至极低水平
1、韩国经济K型分化的具体表现：劳动力市场的双轨制
其一，韩国正规岗位与非正规岗位之间的断裂十分突出。非正规岗位涵盖以下几类：无固定期限合同的短期用工者、周工时不足36小时的兼职人员、以及劳务派遣和劳务外包等非标准雇佣形式的劳动者。2025年韩国非正规就业者占比为38.2%，较2016年还有所上升。从国际横向对比看，按经合组织的统计口径（2025年数据），韩国非正规就业占比以27.5%居首，而经合组织成员平均仅为11.1%。这一极度分化的格局，或与该国财阀主导的产业架构下大型集团与中小微型企业之间的巨大落差密切相关。
反观国内，我们用灵活就业群体来近似对应非正规就业概念。依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国务院关于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情况的报告》中披露的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突破2亿大关，占整体就业人口的比重约为27.6%。
就业双轨制带来了极强的不安全感。非正规岗位不仅薪酬微薄、工作不稳定，更缺少社会保险的安全网，一旦滑入此类岗位，个人和家庭面临的生存风险骤然加大。统计数据显示：正规就业者的三项基本保险参保率接近九成（Fleckenstein等人），保障网络较为完整；而非正规就业者的三项社保参保率均远低于正规就业群体，普遍不足五成，安全垫严重薄弱。这种落差也使正规岗位持有者始终担忧自身"降级"，进一步放大了整个社会的就业焦虑，最终传导至婚恋生育决策环节。2014年针对首尔16至34岁青年的婚育意愿调查表明：在非正规就业群体中，明确表示"不打算结婚"的比例超过六成，远高于正规就业群体（不足四成）；而在不婚原因中，非正规就业群体因"非主观意愿（收入不够、工作不稳）"而不婚的占比高达40%，正规就业群体中同类原因的占比则略超两成。
其二，就业领域同样存在显著的性别二元分割。2025年的统计显示，女性月均工作时长为136.7小时，低于男性的153.6小时；女性时薪均值为21164韩元，亦低于男性的29411韩元。
形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可能与韩国社会对"母亲重返职场"的接纳度极低有关，主流观念仍倾向于认为女性在生育后应当回归家庭角色。ISSP 201
